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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文化
 
  道教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先秦的道家和神仙家,其組織芻型也可追溯到戰國秦漢間的方仙道和黃老道。道教正式建立教團組織,則以張道陵天師在東漢順帝年間(126-144年)創立正一盟威道為標志。故道教已有1800多年的歷史。
 
 
道教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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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家思想對張衡的影響


來自:山東省道教協會 發布日期:2013/4/4 瀏覽統計:4964
張衡(78-139年),是東漢時期著名的文學家、科學家、政治家和思想家。在文學上,他以“二京賦”而名列漢賦四大家之一,因其《思玄賦》后之系詞,被譽為七言詩之祖;在科學實踐上,他先后制造了指南車、渾天儀、地動儀;在科學理論上,他第一次正確解釋了月食形成的原因,認識到行星運行的快慢與距離地球的遠近有關,在世界科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此外,他在經學、史學上也有獨到的見解,取得了相當的成就。張衡以自己的實績而成為“道德漫流,文章云浮,數術窮天地,制作侔造化”、“三才理通”的通人、通才。
    縱觀張衡的人生經歷和治學過程,道家思想無疑占據著重要地位,是其立身處世的根本。在張衡的人生歷程中,時刻涌動著道家思想的潛流。
   張衡的科學研究受揚雄《太玄》影響頗深。揚雄為學以老莊為主,其作品《太玄》所體現的正是道家的思想。《太玄》之書,奇奧深澀,喜之者寥寥。但張衡卻“嘗耽好玄經”,并認識到《太玄》的價值所在:“吾觀《太玄》,方知子云妙極道數,乃與五經相擬。非徒傳記之屬,竭力精思,以揆其義;使人觀陰陽之事。”他反復研核《太玄》,并有《玄圖》、《太玄經注》等著作。而張衡大規模的科學活動正好在其研讀《太玄》之后,他的很多科學思想,無疑受到此書的啟發。可以說,以《太玄》為主要內容的道家思想體系,是張衡科學研究的哲學基礎。
    張衡所構建的關于宇宙生成、萬物起源的理論,對道家之說也多有取資。張衡宇宙生成論的基本概念,就來自于道家思想。除了元氣、陰陽、有無等概念外,張衡以太素為中心,將宇宙形成分為溟涬(道之根)、龐鴻(道之干)、太元(道之實)三個階段。而太初、太素等概念,最早都散見于《莊子》、《淮南子》等道家典籍之中。
    張衡的政治活動和政治態度,后世學者從儒學正統觀念進行審視,常常覺得其行為頗多矛盾。而如果從道家思想來解讀,就十分自然了。
    例如,同樣是對待邪惡勢力,張衡對于宦官集團和河間豪右集團的態度和方式就截然不同。史書記載張衡遷任侍中以后,被順帝“引在帷幄,諷議左右”。順帝“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。宦官懼其毀己,皆共目之”。面對宦官政治集團,張衡采取的辦法是“詭對而出”。而張衡初任河間相時,卻能夠下車之始就“治威嚴,整法度,陰知奸黨姓名,一時收擒”,使“上下肅然”。這中間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區別,實際上完全是一個俟時而動的問題。從東漢安帝時起,權歸外戚,宦官干政。和宦官集團為敵,非張衡之所能為,東漢后期的兩次黨錮之禍就是明證。面對這種政治現實,張衡只能“詭對而出”。而對河間豪右政治集團,張衡卻是雷厲風行,大刀闊斧,他之所以敢于如此,是由于作為河間相,張衡擁有“治民、進賢、勸功、決訟、檢奸”的權力。道家和儒家不同,儒家思想強調積極入世,主張“知其不可而為之”。所以東漢黨人才會毫不妥協,用鮮血和生命書寫了中國士大夫史上異常悲壯的篇章,成為震撼朝野的集體殉道者。而道家亦主張做事、主張有擔當,但反對刻意為之,強調順其自然,俟時而動。主張在遇到不可為之事時,要深居以避辱,靜安以待時。
    還有在東漢反圖讖的斗爭中,張衡的態度其實最為決絕。但是與另一個反圖讖的斗士桓譚相比,結果卻大不同。桓譚因為在光武帝面前“極言讖之非經”,引得龍顏大怒,最后被貶為六安郡丞,死在赴任路上。而張衡盡管反讖緯的力度遠超桓譚,卻并沒有引發嚴重政治后果,而且不久之后,連年不遷的張衡反被順帝遷為侍中,以備顧問。之所以如此,就在于張衡很好地把握住了順帝初即位意欲勵精圖治、整頓政事的大好政治時機,也深刻了解順帝“繼體承天,中遭傾覆”從而“親屢艱難者知下情”的實際情況。由此可見張衡深諳道家之術,也符合其“為無為,事無事”、“思仲尼之克己,履老氏之常足”的政治主張。
    道家思想無疑是張衡人生觀的主導。在他的青年時代,張衡“從容淡靜,不好交接俗人。永元中,舉孝廉不行,連辟公府不就……大將軍鄧騭奇其才,累召不應”,“不慕當世,所居之官,輒積年不徙”。頗有道家風范。因此,在張衡出任公車司馬令后又復轉太史令一職,在很多人看來不可思議。面對這一疑問,張衡坦然而言:“唯衡內識利鈍,操心不改。”在以追求“器賴雕飾為好,人以輿服為榮”的時代,張衡卻認為“君子不患位之不尊,而患德之不崇。不恥祿之不伙,而恥智之不博”,他將托身于仕途的生活方式看作“聊朝隱乎柱史”。這種生活態度與老子“修道德,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”的宗旨完全一致。
    張衡不以名利為務,而以自己的愛好和興趣來選擇相應的職位。張衡認為最適合自己的職位是史職,認為“太史之密府,道家所貴”,對于太史令這個職位“再得當之,竊為幸矣”。所以,面對侍中這樣一個顯赫位置,卻不愿意待下去。于是上書順帝,請求“專事東觀收檢遺文,補綴《漢記》,定漢家禮儀”,追求一種生活的真實、人格的獨立。
    張衡在自己的作品中,明確表述了自己對逍遙境界的向往與追求。他在《歸田賦》中說“于焉逍遙,聊以娛情”,在這里,逍遙的境界是娛情的依托,而娛情表面上是回歸自然中的“極般游之至樂”,就深層而言則是“感老氏之遺訓,將回駕乎蓬廬”,充分說明張衡遵從道家的審美理想,追求自由境界的逍遙狀態。
    此外,張衡在作品中更是表達了一種道家的人生觀。他在《髑髏賦》中對生死觀的論述,更與道家之旨相合:“死為休息,生為役勞。冬水之凝,何如春冰之消。”“合體自然,無情無欲。澄之不清,渾之不濁。不行而至,不疾而速。”這種超乎物外、相忘生死的態度與莊子所表述的生死觀基本上是一致的。
    張衡在不同程度上繼承并實踐了老莊的品德與生活態度,不汲汲于富貴,不戚戚于貧賤,陶鑄自己的人格,純潔自己的生活,追求最高價值的人生。張衡能在東漢政治危機四伏,人生頗多坎坷的情況下取得如此偉大的成就,原因就在于他充分利用道家思想指導自己的人生實踐,取資于道家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獨立之說,以求得心境的寧靜和生命的超越,使自己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能保持一種健康平和的心態,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個人的潛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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